编者按：9月29日，《瞭望》刊登了《沂蒙三章：八百里山乡“蝶变”记》一文，现予以转载。
从整体脱贫到综合开发，再到精准扶贫拔掉“穷根”，八百里沂蒙山区迎来了决战决胜的历史性阶段
沂蒙三章：八百里山乡“蝶变”记
沂蒙多山，史称“四塞之固，舟车不通”。
这里蕴含着厚重的红色基因，也曾紧缚着绵长顽固的“穷根”。千百个山村星罗棋布，千百年穷困代代相因，千百万干群勠力脱贫。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八百里沂蒙山区高扬“沂蒙精神”，在历经“整体脱贫”“区域覆盖式扶贫”后，迎来了决战决胜的历史性阶段。随着“精准扶贫”的强力实施，一座座扶贫路上的“孟良崮”被攻破，“蝶变”正在发生，乡村振兴的“沂蒙样板”浓墨重彩地绘就。
上峪村：“炸出来”的5000亩果园
“轰隆、轰隆”……1985年底，沂蒙山区的一条山谷里响起了阵阵“冬雷”。此后连续5年的冬天，这里都会响起“雷声”。听到“雷声”，相邻村的乡亲们说：“后生王升吉又带着人炸山咧。”33年后，当年的“后生”王升吉已经68岁，仍是临沂市沂水县高庄镇上峪社区的书记。
沂蒙山区历史上即为山东省最贫穷的地方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仍有不少贫困村、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其中沂南、沂水、沂源、蒙阴、平邑、费县6县贫困问题尤其突出，曾是当时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
1983年，这6个山区县的农民人均收入仅为240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20元，人均收入不足150元的有23万户，占总户数的22%。
为解决沂蒙山区群众生产生活困难，早在1982年7月，临沂地区就提出“以林为主，林农牧工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方针，掀起了以造林为重点的山区建设热潮。
要造林，首先要炸山造地。“这山是砂石山，土层平均只有二三十厘米厚，再往下就是铁镐都砸不动的石头。这么薄的土层，树种下去，一场雨就给冲得七零八落。”王升吉说，而炸出来的树坑能有80厘米深，树栽得下、活得好。
王升堂是当年爆破队的成员。“炸药威力不小，爆炸产生的烟柱有十三四米高。”王升堂告诉记者，一亩果园50棵果树，就是50个坑。5000亩，就是25万个坑。忙活了5个冬天，上峪硬生生在山上炸出5000亩果园。
对王升吉来说，炸山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如今，他带着记者来到果园，只见苹果树枝繁叶茂、长势正旺，一条显眼的石坎，将相邻树坑分隔开来。
栽下的果树，三年成荫、五年成林。1990年，第一批果树收获了。县里的林业局、农业局进村收购，一斤水果卖到2元钱。承包了3亩果园的王升堂，当年就收入了一万多元。
也是在这一年，上峪村党支部搬进了三层水泥小楼。这是沂水县第一个搬进水泥建筑的村党支部。
沂蒙山区许许多多小山村，团结在一方红旗下，改造河山、战胜贫穷。在开发过程中，老区坚持以小流域治理为重点，实行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连片规模治理，综合配套开发。在纯山区推广“山顶防护林戴帽，山坡经济林缠腰，山下小平原连片，山涧小塘坝成串”的开发治理模式，在砂石结构的丘陵区推广“变荒为耕，集零为整，三保梯田连片，池、渠、路、电相连”的土地后备资源开发模式。
至1995年，沂蒙山区在全国18个连片扶贫地区中率先实现整体脱贫。
从当年“猴子毛、蚊子草，石头碴子不用找”的上峪村，到现在风景如画的上峪社区，贫穷渐行渐远。村民存款余额，从1984年的3万元变成2017年的8000多万元。15021亩村居，有2700多亩粮田、3000亩山林、5000亩果园。分散在16个自然村的老人们搬下山、住进了养老房。
最初只想干3年村支书的王升吉，没想到一干就是33年。不仅是他，当年和他搭班子的村“两委”成员们，大多也干了33年。这里的党员群众，信他们、服他们，一到换届还是投票选他们。
后峪子：“沂蒙老梁”的乡村愿景
当沂水的上峪村漫山林果飘香时，沂南的后峪子还在“沂蒙老梁”的带领下筑坝挖渠，要甩掉“干巴村”的帽子。
“沂蒙老梁”叫梁兆利，74岁的他当了44年的后峪子村支书，是远近闻名的“能人”。
后峪子向北不远便是汶河，但连绵的山梁却让河水流向远方。后峪子村唯一的水井要一瓢一瓢刮水成桶。为了打水，有的人家要凌晨起床排队。到后峪村走亲戚，带钱、带粮都比不上挑两桶水。
沂蒙山区虽在1995年实现整体脱贫，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仍有50万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在850元以下，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其中比较集中连片的就有155个村、9.4万人。后峪子就在其中。
1996年，村里基本解决了吃水灌溉问题后，梁兆利下决心走林果致富这条路。他拜师学艺，带领村民种了1700亩李子林，盛果期时能产出约500万斤果实，行销东北三省。2008年，村里注册了“阳都帅李”品牌。
2001年，全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进入新时期。从2002年起，山东省扶贫重点由过去分散、单一扶持贫困村，转变为以乡镇为开发单元的区域覆盖式扶贫。
那些年，临沂市按照以龙头带动基地，基地连农户，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战略，确立并扶持发展了林果、畜牧、建材、蔬菜、乡村旅游等主导产业。
好山好水的后峪子，发展起了乡村旅游。成排的两层小楼附带一方院落，这样的农家乐，在后峪子村有51户。从最初简单的柴火鸡、农家乐，到现在农事农语农家宿，乡村旅游成了后峪子村致富的新门路。
为了让留守妇女有一份合适营生，村“两委”从青岛引进了一家服装厂和一家玩具厂，吸纳了200多名妇女在本村就业。
“一个村没有好风气，办事就不顺当。”作为村里的主心骨，梁兆利在20多年前就操心起村里的精神文明建设。谁家媳妇贤惠、谁家婆婆心好、谁家氛围和睦，一年评一次，大家都有发言权。这些年来，后峪子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治安案件，没有一起群众信访。
2013年，临沂市迎来了扶贫工作的年度考核。经过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山东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实地考察与综合评估，在全省17地市中，临沂排名第一并获得了扶贫奖励。
崔家沟：从“光棍崖”到“幸福村”
几年前的临沂市费县朱田镇崔家沟村，曾被看作沂蒙山区扶贫的“孟良崮”。
2013年，扶贫工作进入精准扶贫新阶段，建档立卡、产业扶贫、易地搬迁等多项惠民政策先后出台，崔家沟村发生了巨变。
从朱田镇出发驱车15公里，翻过连绵的山头，来到崔家沟村的原址。村支书曹厚海指着远处的山谷说，那里曾有300多户人家，是崔家沟原来15个自然村中人口最多的一个。
“还有一个自然村，叫光棍崖，新中国成立前就这样叫。一门十口人，八个男丁两个媳妇。”曹厚海说，这个名字到2016年才真正成为过去。在那一年，崔家沟村实施整体搬迁，转型为崔家沟社区，1600多口人搬到了镇驻地。
说起往昔，曹厚海仍止不住心酸。因为地处偏僻，村里的娃娃上学要走8公里山路。因为路途遥远，同样的水果，崔家沟村主动贱卖都吸引不到客商。因为道路崎岖，被零食噎住喉咙的孩子还没被抬出山就已没了呼吸。因为山峦阻隔，当山下智能手机遍地时，崔家沟村还没多少人听说过WiFi。
最令崔家沟人心痛的，就是娶妻难。身为村支书的曹厚海，要担任开车迎亲的重任，“去迎亲，车上就我一个人说崔家沟村好，其他人都说孬。”
有的新娘进了崔家沟村，娘家人里里外外看了一遍，把新娘拉上车一去不返；有的新娘硬顶着家里压力住进村，坚持两三个月，最后还是协议离婚；还有的两口子，在外地打工结识，孩子都生了俩，最后还是分了手。
2016年3月，崔家沟迎来历史性转机。在中央易地搬迁政策扶持下，这个村实现了整体搬迁，村里人一夜变成了城里人。全村35岁以上的光棍原本有28人，如今除了1人因患病未能娶妻外，其余27人全部脱单。
搬迁后的一年，崔家沟全村就办了41场婚礼、迎来46个小宝宝。
裴厚波2016年结的婚，他跟记者说，自己在深圳打工十多年，谈了五六回恋爱，但逢年过节回一次家就吹一次。如今住在100多平方米的安置房里，在一家商城工作月收入四五千元，对这样的生活，他很满意。
昔日的“光棍村”成了朱田镇最富裕的村之一。村民都住到了楼上，到镇里产业园区打工，家庭年收入可达四五万元。易地搬迁土地整理，为村集体增加了4000亩土地，去年以每年600元/亩的价格流转出去，仅此一项就为村集体每年增收240万元。
崔家沟1.7万亩土地整体流转给10家农字型企业，并成立了5家合作社、53个家庭农场，实行“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规模化运营模式，打造起农村经济发展的田园综合体。
党的十九大提出，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并作出新部署。今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公布，吹响了向贫困发起总攻的“冲锋号”。
数字阐释着沂蒙山区的“蝶变”：1984年底，临沂市尚有贫困户78万户、288万人。在脱贫攻坚精准识别中，临沂市贫困人口已降至47.9万户、88.1万人。截至2017年底，这一数字已变为1.8万人。
巍巍蒙山，长长沂水，正见证着八百里山乡彻底斩断“穷根”、走向富裕。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赵新兵 潘林青 萧海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