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世界格局、国际关系无疑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不管形势怎样变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仍然可以带动世界各国摒弃社会制度差异、超越意识形态纷争，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理念对接、政策法规对接、机制体制对接。
今年5月底，一场聚焦“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与挑战的研讨会上，中联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于洪君表示，在疫情大流行过后，“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优化全球经济格局、有效应对共同挑战、实现普遍发展和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根据安永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中国海外投资概览》的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35亿美元，同比下降78%，创十年来单季度最低值；宣布的并购数量108宗，同比减少21%。
▲ 图表：2015-2020年一季度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情况（亿美元）资料来源：商务部
于洪君坦言，新冠疫情确实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挑战。在他看来，各国政府都把施政重点转移到防控疫情上，使得“一带一路”建设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具体来说，很多中国企业面临生产、流通、融资、用工安全等多方面的困难和压力，走出去的意愿相对下降，而且在各国停航后，企业也无法再外派员工。另外，企业履行境外合同义务的能力也打了折扣。
同时，于洪君指出，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能力继续推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新项目、新工程接连开工、此呼彼应的局面，在今后一段时间恐怕难以再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指出，确实有一些国家想要废除合同、终止项目，甚至还要没收企业资产。“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的困难和风险正在加大。
挑战的另一面是机遇。疫情发生以来，中欧班列逆势增长，成为国际物流重要的货运通道。5月，中欧班列在4月开行979列、发送货物8.8万标箱，实现同比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再创历史新高，全月开行1033列、发送货物9.3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43%、48%。
对于疫情大流行过后的“一带一路”合作：
泰国前副总理蓬贴·贴干乍那提议，应该首先着力提高“一带一路”国家公共医疗体系建设；考虑到沿线国家财政能力缩水，应当更充分地考虑“一带一路”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应向应急响应能力不足的国家提供援助，特别是非洲国家，从而帮助它们渡过疫情的难关。
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翁诗杰认为，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除了进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中国应该更主动地与世界分享扶贫减贫的心得、数字经济转型的经验。
“现在，全球都面临着疫情造成的巨大的经济后果，将发生大规模的失业，世界也陷入了萧条的边缘。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来之不易的经济进步正面临毁灭性的打击。”翁诗杰说，“中国应利用当前的机会向全球证明有能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崇高理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戴稳胜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国陆续采取了“封国封航”等防疫措施，疫情防控不利因素与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等不利因素叠加之下，全球对外投资活动面临着严峻挑战。
▲ 图表：：2015-2020年一季度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情况（亿美元）资料来源：ThomsonOne、Mergermarket，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对外并购交易，数据包括已宣布并购交易尚未完成交割的案例；安永分析
商务部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中企对外直接投资（ODI）持续下降，其中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下降幅度最为突出。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256.8亿美元，同比下降2.8%。其中，非金融类ODI为242.2亿美元，同比下降3.9%。
近期，中美之间的摩擦不断加剧。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美国商务部随后宣布将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此前，美国已经出台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
“这些政策法案和实体清单严重约束和限制了中企对美的投资发展。”戴稳胜说，“目前，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仍在继续落实中，但新冠疫情蔓延增加了两国未来进一步合作的不确定性，中企对美投资短期内或将进一步放缓。”
与此同时，戴稳胜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我国对外投资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当前，“一带一路”投资方面已经呈现增长向好态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一带一路”非金融类ODI达42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同期总额17.3%，较上年提升2.4%，主要投向东盟、哈萨克斯坦和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
“此次疫情之后，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对外投资正面临着转向、变轨、升级的重大机遇期。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地区奉行单边主义、大搞去中国化、逆全球化，不断加大对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监管，中国投资者对欧美地区的投资活动长期必然会逐步减少和萎缩，中国投资者必须寻找新的投资市场和投资对象。”戴稳胜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戴稳胜认为，应着重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从短期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与中国双边关系深厚、投资政策较为优惠、与中国的防疫合作扎实有效，在全球投资活动低迷的局面中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向好态势，成为疫情之下中国投资者的热门投资地区。
从长期来看，戴稳胜指出，“一带一路”沿线、亚太及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投资潜力巨大、市场空间广阔，虽然投资基础设施条件较为薄弱，相关投资政策制度不够完善，但在此次疫情中同中国一道积极合作抗疫，双边关系牢固，长期上，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深厚的投资潜力。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5%。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国，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变化值得中国企业密切关注。
“疫情对俄罗斯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官方统计显示，在疫情大肆发展的4月，俄罗斯的GDP无论同比还是环比都出现了大幅的下降，这迫使俄罗斯政府在疫情稍微缓和时便做出复工的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旭说道。
尽管俄罗斯经济遭遇严峻挑战，但中俄双边贸易却逆势上涨。海关统计显示，2020年1月到4月，中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9%，其中中国自俄进口额增长10.1%。在中国进口的俄商品结构中，与疫情相关的商品占据了最大比重，而非传统的资源类商品。刘旭指出，这说明两国相互支持，为应对疫情开展了充分的协作。
更为可贵的是，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多方甩锅围攻中国时，俄罗斯对中国表示了声援。5月14日，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远程发言时说，“俄方多次表达了自身立场，可总结为，没有任何理由指责中国在对抗新冠病毒疫情方面采取了某些不及时、不正确或不相符的措施。美国政客们、外交人员近乎每天都在增加向中国的索赔清单，试图向国际社会强加自身的反华言论。俄方认为美方的类似举动是可耻的，特别是在疫情危机之下。”
刘旭认为，在疫情全球蔓延的形势下，单边和保守主义倾向越发显现，中俄在共同防疫、协调国际立场方面开展的务实有成效的合作，为未来的双边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氛围和增长契机。
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5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俄中两国不会放弃202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
印度洋周边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区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副教授冯俊新指出，不管从历史文化传承，还是现实经贸活动来看，印度都是该地区无法忽视的力量。中印缅孟合作也是中国西南方向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而且对于区域经济稳定和互联互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印度表现出了非常矛盾的态度，在口头上绝不松口，在行动上又没有实质性拒绝。”冯俊新说。一方面，印度认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优势将会被“一带一路”倡议所削弱，因此在官方层面找出了各种理由，一直不愿意直接参与。另一方面，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能带来的实质性好处又没有拒绝，因此印度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又采取了实质性参与的态度。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印度加入了中方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对共同探讨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采取开放态度。2017年，印度与巴基斯坦一道，加入了中国、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共同创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世界两大文明古国和当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在历史文化层面，还是从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来看，两国都存在着进行沟通对话和战略对接的巨大潜力。”冯俊新指出。201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已成为排在中国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20年既是中印建交70周年，同时也是中印人文交流年。4月1日，两国领导人就中印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印度总统科温德在贺电中表示，印中互为邻国，同为文明古国和主要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印方愿同中方共同拓展和深化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在疫情期间，中印两国也在不同层面进行了合作。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5月28日与印度青年代表举行在线交流活动时表示，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印一直就疫情防控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印合作抗疫并取得成功，对维护世界公共卫生事业、最终赢得抗击疫情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在冯俊新看来，随着疫情对印度经济冲击的不断显现，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印度需要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并预计在经济外交上推出更多重大改革。虽然目前来看印度政府依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但印度政府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取向在中长期将会发生何种变化仍“值得期待”。
近期，关于“产业链转移”的话题再次成为国内投资圈谈论的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罗仪馥博士研究发现，自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以来，由于各地工厂停工，部分跨国产业链确实陷入了“停摆”，并出现布局重组的苗头。其中，电子行业领域里跨国公司调整全球产业布局的表现最为突出，以谷歌、微软、三星与LG等为代表的大型跨国电子企业都制定了在越南设立或扩大生产基地的计划。
在罗仪馥看来，现阶段之所以出现上述跨国电子产业链向越南转移的小高峰，主要是因为越南是当前发展中国家中抗击疫情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疫情爆发初期，越南采取了全社会隔离政策，及时控制了疫情在境内的蔓延，直至4月22日才基本结束隔离期。截至2020年5月底，越南确诊病例数稳定地控制在350例以内，而且至今没有出现死亡病例。
在此基础上，罗仪馥指出，越南经济既有的内外部条件的优势也进一步凸显，这些优势包括该国内部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相对低廉，以及构建了既面向发达国家、又涵盖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对完善与健全的自由贸易网络。
一方面，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2016年越南的月薪平均值仅为212美元。
另一方面，截至目前，越南正式参与的自贸协定数量已达12个，另有4个自贸协定正处于谈判阶段，预计未来几年内可以得到落实，其中就包括EVFTA（《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和CPTPP等自贸水平较高的协定。
尽管当前一些向越南转移的生产基地迁自中国，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跨国产业链中地位的下降，也不一定导致中国与越南在跨国产业链的加工制造环节上竞争的激化，相反这有可能成为中越两国产业链联系进一步密切化的契机。
首先，一些跨国公司在将生产线转移至越南的同时，也在中国布局新的、更高端的产品生产线，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中国与越南的产业链的互补性。以越南最为重要的外国投资者——三星电子为例。尽管三星现已基本将手机组装加工厂由中国转移至越南，但与此同时，三星又在中国布局了半导体存储器生产基地。这种布局重组实际上是强化了越南作为电子产品加工者、中国作为中间产品生产者的角色分工。
其次，从当前双边贸易情况来看，中国与越南的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其中中间产品进出口的贡献最为突出，这也是两国产业互补性提升的表现之一。2020年1-4月，在受疫情冲击，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4.9%的基本局面下，中越双边贸易额不降反升，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19.1%，其中，中国对越出口额同比上涨10.7%，进口额上涨33.7%，其中进出口值上升的商品种类以各种零部件居多。
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变局中，越南的生产成本优势与经济开放格局可以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对越贸易与投资合作的宝贵机遇。自2013年以来，中越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经贸合作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无论是越南河内轻轨二号线、永新燃煤电厂与龙江工业园等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还是双边贸易与投资往来，在过去几年间都成效显著，这是未来中越进一步深化经济联系的有利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