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同为世界新兴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亚洲大陆乃至全球的两名“巨人”，中国和印度在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和人口条件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具有较强的可比性。综合来看，中国在发展基础上占有总体优势，但印度也具备差异化的优势。未来中印双方在改善贸易不平衡、取消贸易保护主义和形成更为合理的贸易互补结构等方面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一带一路”契机
中印两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是两国进行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1995-2015年的20年间，中印两国的贸易额从最初的12亿美元增长到717亿美元。目前印度位列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为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印度贸易存在一定互补优势，中国主要从印度进口初级原料，包括纺织原料、贱金属及其制品、珠宝、贵金属、矿产品等，而同时向印度出口机电产品、化工产品、金属制品等制造业产品。
然而，近年来中印贸易不平衡现象愈演愈烈，印方赤字呈逐年上升趋势，2015年印度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34亿美元，进口额达583亿美元，逆差创下449亿美元的历史记录。当前中印贸易不平衡不仅对印度的经济产生影响，而且也不利于中印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未来中印双方在改善贸易不平衡、取消贸易保护主义和形成更为合理的贸易互补结构等方面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也受到世界主要国家广泛而深刻的关注。印度作为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同样也是“一带一路”的枢纽大国。“一带一路”最主要的成分是政策合作、互通互联、贸易与投资、人与人联系以及融资发展，有助于实现全亚洲更深更广的互通互联、优势互补，将成为地区国家合作与团结的象征。因此“一带一路”的展开对印度来说是一次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机会。“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就是“贯通”，即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推进中国与邻国的互联互通，恰好与印度的发展需求准确对接。所以，在目前经济发展急缺扎实的基础设施底子的前提下，印度对“一带一路”最大的希望，是将其作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
尽管中印在国际舞台上面临多方面的竞争，但另一方面，中印两国在众多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领域仍有广泛的共识和共同的利益需求。中印两国作为两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都是“金砖国家”成员，两国不仅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以及能源安全等领域有着共同的利益需求，而且在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推动建立合理的经济秩序以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等重大问题上都有着广泛的共识和共同的努力。
增长因素分析
作为新兴市场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与印度不仅多年来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将同为“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巴西、南非甩在身后，从未来发展来看，两国仍具备中高速的“潜在增长”能力。但整体来看，中国改革起步更早，也比印度更早面临经济减速问题。
从人口来看，中国人口红利基本结束，逐步进入老龄化阶段，据测算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5左右（相当于平均一对夫妇生育1.25个孩子），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随着老龄化的提升，储蓄率可能有所下降，将导致投资率的降低。而印度目前不仅年龄结构较年轻，2015年总和生育率仍在2.2左右，人口红利仍将持续十多年——不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印度也将面临由“贫困——高生育陷阱”到滑向“高收入——低生育陷阱”的过程，其实其多年来已存在总和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据测算印度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为3.6，远高于目前），十多年后印度将拥有和中国相同的老龄化问题。
从资本存量增长来看，中国远远领先的基础设施积累了远高于印度的生产性资本存量，但也将面临每年较大的折旧问题，因此每年不得不以世界第一高的投资率进行弥补，而随着投资率的回落，近年来资本存量增长率不断下降。印度的资本存量与投资率均低于中国，这是印度最大的弱势，但莫迪上台后积极鼓励FDI，并扩大投资，未来资本存量的增长也将为印度带来较大的增长动力。
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红利和国外先进生产力的技术转移显著提高了产出效率，成为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据测算近年来已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一方面是我国与国外技术的拉近，另一方面也表明当前亟待新的改革红利。而印度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飘忽不定，改革红利和技术转移并不稳定。但在莫迪的带领下，印度新一轮改革在近两年释放了较大的改革红利，使得产出效率得到了提升，若在未来数年能保持改革的力度，将进一步推高印度的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相对印度而言仍具有较大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改革促发展，把通过“改革红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为主要动力，把提升我国全面的国际竞争力作为发展目标，力争在未来35年仍能实现年均4%-5%的中高速增长，在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同时，降低被印度赶超的可能。相应的主要措施如下：
一是推动改革的顶层设计，挖掘源源不断的“改革红利”。积极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持续坚持“改革、开放、创新”，特别是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变。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出效率，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印度重点打造起以科技和创新为依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和产出效率较高，资源消耗相对较少，并且带动了以信息技术（主要为软件）、生物医学、金融外包等行业为主的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作为应对，我国应改造传统产业，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提高科研投入，以加强其科研创新能力；其次应将生态高新技术引入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绿色产业，积极开发新能源，减少资源消耗力度；再次应重视高等教育和高技术人才培养，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对重点高校实行低收费政策。
三是改善金融供给，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通道。印度的金融自由化程度高，国内私人银行较为发达，商业银行中除印度国家银行外，综合实力排名前三的银行（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HDFC银行和Axis银行）均为私人部门银行。我国则以间接融资为主，融资体系主要为国有银行，信贷资金多流向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广泛存在，实体经济利率居高不下。未来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推动符合标准的民间资本设立中小型金融机构。同时，还应积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及时遏制金融领域“脱实向虚”的苗头，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
四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破解基建难题。中国的各项基础设施虽优于印度，但大部分基础设施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依然十分巨大。中国未来可通过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方式缓解近年来的偿债压力，其次应当转变过去的基建投资模式，加快推动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以拓宽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
五是加快推进国企改革，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中印国力的比拼，微观上就是中印企业实力之间的比拼。目前印度已拥有一批有竞争力的私营企业，很多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店（如塔塔集团、比尔拉集团等）具有优秀的公司制度、雄厚的资本积淀和丰富的管理经验。相比之下，我国五百强企业中多以国有企业为主，创新力和竞争力不足，而民营企业的实力仍有巨大提升空间。未来应当以国有企业改革为突破口，进一步简政放权，释放经济活力；同时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发展，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
发挥优势、抢占先机，赢得中印经济角力。一是在基础设施领域与印度开展合作，尤其是带动产能输出、标准输出和设备输出。二是加快推进“制造业2025”战略，力争形成印度低端、我国高端的制造业产业链格局。三是尽快打开印度市场，并加大对印度的投资力度（以股权投资为主，而非简单的工程外包），加大印度在经济上对我国的依赖。四是加大科研投入，力争与印度在航天、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海洋开发等领域的竞赛中拉开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