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已有两周，「三大攻坚战」、「防範化解重大风险」以及「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等系列热门关键点仍在引發人们热议。中国是否会發生系统性金融危机？2018年的楼市调控政策会有哪些微调？房产税是否真的列上了时间表？围绕这些争议，受访专家表示，中国有發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但政府已经认识到防範风险的重要性，未来防御要靠改革。针对楼市，专家则称，在「租购并举」的大方向下，预计2018年调控政策将差别化，对不同需要实施不同政策，完善长效机制的建设。另外，根据中国国情，房产税时徵收时间表并没有出台，3年内无试点可能。香港商报记者 施美

　　预计资金面延续紧张

　　2017年中央经济会议提出，要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幣政策要保持中性。有论者认为，这与2016年提出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以及货幣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有所差异。两者之间的微妙差异将预示着2018年中国的货幣政策将趋紧，市场资金进一步紧张。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两次会议中提法有差异很正常，无需过度解读官方的文件。货幣政策和财政政策也会随着实际情况进行改变。

　　「大家可以从官方的描述中看到一种理念，即货幣政策会慢慢转向中性，不会采取以前大水漫灌的形式。中性的货幣政策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最终的执行还是要看实际情况。」他说。

　　刘胜军指出，2018年资金确实可能会更加紧张。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央现在清理金融乱象的进程没有结束，监管的风潮估计至少还会持续到2018年，所以资金链会持续紧张。二是从今年来看，M2的增速确实在下降。2017年M2下降了不少，如果理念不变、方向不变的话，2018年大概率资金紧张的状况会进一步加剧。谈及货幣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股市和汇市的影响，刘胜军认为，股市短期内还存在比较多的问题，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是註册制的改革。他认为，註册制改革什么时候推、多大力度推都还不确定。虽然中国目前经济增速还不错，但经济风险依然很高，所以股市的整个基本面还是缺乏支撑，因此股市短期内很难有很大的行情。而汇市通过政府的管控力基本稳住了。

　　抵御系统性风险靠改革

　　除了外界关注的2018年经济政策走向外，金融风险也是一大关注点。会议确定，按照黨的十九大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範化解重大风险、精準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其中，防範化解重大风险放在首位，之前人行行长周小川曾發文说中国要防止「明斯基时刻」引發的剧烈调整，市场上也有关於中国经济是否有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争论。

　　刘胜军认为，中国發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危险确实存在，中国政府目前也意识到了防风险的重要性。「如果按照西方的标準，中国早就应该發生经济危机了，所以说系统性金融风险肯定是存在的。之所以没有發生，是因为中国国有银行的体制，政府对金融的掌控力度较大。所以短期内可以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但长期来看，金融的风险会不断的积累。比如房地产的问题，企业债务不断上升。所以「周小川们」很焦虑，如果不能压住风险，上升到一定程度，总有一天会崩溃。所以现在将防风险放在主要位置是非常有必要的。」他指出。

　　中国市场仍有很大空间

　　有论者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發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是因为中国经济有韧性。刘胜军表示，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体现在中国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中国消费和产业还有很大的潜力。除此以外，鼓励与激發企业家精神，也会为经济帶来很多增长。另外，打开部分被国企垄断的领域，也会帶来新的增长空间。甚至政府减少行政审批都会帶来新的经济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的韧性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因为中国经济之所以没有像西方一些预测的崩溃，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国有银行能对经济进行干预和兜底。因此中国必须加快改革，改革才能真正让中国的韧性發挥出来。」他指出。

　　大力加强金融监管

　　会议除了将防範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的首位外，也明确提出，要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刘胜军认为，2018年是国务院金融稳定發展委员会真正运作的一年，这一统筹「一行三会」的机构。2018年如何推动金融监管的改革，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2017年资管产品的新规出台，2018年会具体落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动作了。落实资管新规可能会对整个金融业比较持续的压力。特别是银行业，将面临很多整改帶来的压力。另外对於影子银行的整顿也会继续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明确了P2P备案的时间：今年6月。」他说道。

　　高质量等於绿色可持续

　　会议为中国经济安上了一层「防护墙」，即防範重大风险。与此同时，也未中国经济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中国经济發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徵就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發展阶段。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發展阶段，刘胜军表示，高速度是只看经济增速这单一指标。但是，高质量是看经济增速背后的内涵，比如环境污染的大小、经济水平的高低以及债务风险的高低等。他指出，中国目前很多的投资都是银行贷款推动的。如果继续追求经济速度高增长，那么未来会留下很多隐患和风险。除此以外，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是扩大，房地产泡沫、虚拟经济的剧烈程度，这些都是衡量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为高质量。总之，高质量简单概括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可持续，今天的增长不以明天的经济發展为代价。第二个就是降低「含血量」，不要靠污染环境来發展经济。

　　料GDP增速略降

　　关於2018年的经济增速，刘胜军预计，2018年GDP增速或低於2017年。他指出，2018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於中央对於改革推进的力度，比如各地还有大量的僵尸企业需要淘汰、房地产泡沫需要压制，改革的进程十分关键。但可以确定的是，2018年的经济预计比2017年要差，主要原因在於房地产增速下降以及改革转型帶来的压力。他认为，未来中国将有很长一段时间处於「L型」经济的底部。

　　改变楼市调控一刀切

　　也许金融和经济宏观政策离普通百姓生活稍显遥远，但楼市却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此次会议，关於楼市的描述仅一百来字，却信息量满满。会议提出，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同时，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综合开發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中央旨在改变以往对楼市调控政策一刀切的情况。「因为中国的国土辽阔，每个城市和地区，房地产發展的情况、形式、供需关系、价格、消费能力差很远，所以限购限贷政策一刀切下去，效果是非常糟糕的。」

　　他指出，2016年前半年的调控政策都是一刀切的方式，后半年开始逐步采取因城施策，得到显着成效。但现在的调控政策还只是临时性的政策。到底中央应该管什么，地方又应该管什么，并没有清晰的政策规定。他认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中央和地方分清楚事权，其目的是将调控机制长效化、制度化。「部分板块由中央统管，其他的部分交给地方，最后根据地方的情况决定楼市调控政策实施的方向，这是城市化的一个标誌，也是房地产调控走向成熟的标誌。」宋丁说道。

　　谈及中央地方关於调控职责的具体如何分配，宋丁认为，并不完全是外界所说的，中央给出整体楼市调控的KPI(关键绩效指标)，地方根据不同指标具体完成。「实际情况不会如此具体，涉及到所谓的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分配，内容更多，也更复杂。我认为经济会议中谈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其实範围并不局限於调控政策一件事，还会有常态化的制度建设等。不排除中央在特定的时刻会提出年度指标，提一个大的导向性、引导性方向。比如要求各地达到10%左右的标準，各省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作微调，在10%上下浮动。」他说。

　　取下刚需「紧箍咒」

　　目前来看，各一二三线热点城市都配套了严格的调控政策，深圳2016年10月更是出台了「史上最严的调控政策」。之后，一二线城市的调控政策普遍「认房又认贷」，意思是以前有过房贷或买过房，再次买房就算二套房，首付比例加大。因此，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操作会「误伤刚需」。宋丁认为，不仅是调控政策，包括现在房贷利率普遍上浮，都影响到首套房的刚需，但这些都只是目前阶段的表现。

　　「在大的背景之下，中央希望银行放贷的体系里面，房地产在信贷的占比不要过高。如果认房又认贷的通道面向刚需放开，银行每月资金流向房地产比例还是偏大了，这样会影响实体经济对於资金的需要。国家从宏观经济平衡来做决策，但是刚需确实也受到了影响。我认为，从1月份开始，政府对於首套房和改善性的居住方面会给予一定的支持，比如放松信贷等。除此之外，最大的变化是租赁市场的建设。预计2018年租赁市场会飞速發展，包括土地制度的供应，现在大规模的向租赁市场倾斜。也包括银行的信贷体系，银行会向租赁开發和租赁消费的方向来去提供信贷。另外，土地资金、房地产资金，其他的直接融资手段的空间也会放大，逐步满足租赁市场日益增长的资金需要。」他指出。

　　建长效机制至少要5年

　　报告中还提出，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發展的长效机制。对此，宋丁认为，长效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住房制度改革：租购并举以及保障房和商品房的并举。也包括信贷政策、房地产税等，这些都需要花大力气和大时间作长效机制的安排。「2018年会拉开房地产长效建设的序目，但远达不到长效机制都的建成标準。估计中国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需要5年至8年的时间，但是信贷政策会提前施行，房贷利率会朝着稳定宏观经济，同时又不影响刚需的方向来走。」他说道。

　　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并未提及，但在会议期间财政部部长肖捷發表了一篇关於房地产税的署名文章，表示将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外界都在预测官方已经列出了房产税徵收的时间表。宋丁表示不同意此类看法。「别说中央已经有时间表，我个人认为，房地产税3年内都不会有试点。因为房产税的推出，有一系列的政策问题需要解决。比如税率的确定、增值税的标準以及税种的合併和基础平台建设等，尤其与市场的成熟度有很大关联。毕竟房产税是一个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税种。当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成熟度平均在60%到70%之间，即存量房的占比达到60%至70%，才可以谈到增税的价值。而目前来看，现在能够达到70%只有深圳，其他城市都无法达到。」他指出。